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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地名泛滥城市管理如何应对

发布时间:2018-05-15 00:48编辑:资讯部已有: 人阅读


  近日,河南省发布第156号令,宣布《河南省地名管理办法》经河南省常务会议通过,自2013年10月15日起施行。这意味着,“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的现象被叫停。此外,《办法》还使用外国人名和地名作地名。(10月8日《大河报》)

  洋地名泛滥,搞得城市名不伦不类,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也给造成。从这个角度说,确有必要进一步规范国内城市的地名、名命名行为。但是,从保留和城市文化传统角度说,用外国人名作地名不宜一切,而应当根据城市的历史文化和实际市情具体确定。

  由于历史原因,近代纷纷进入中国很多城市,其中不乏知名的国际友人,他们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不容否认的贡献。对于这些外国友人,他们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城市在他们当年的居住地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名、地名,在笔者看来并无不可,这也是对历史的尊重。况且我们能取名白求恩医科大学,怎么就不能在白求恩同志曾经战斗过、过的地方命名白求恩、白求恩大道、白求恩大街呢?另一方面,随着对外的深入,为了加强与外国城市的联系,国内不少城市与一些外国城市结为友好城市、姐妹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城市拿出少量名、地名使用姐妹城市名字或者姐妹城市的杰出人物名字命名又有何不可?

  将方便管理与传承文化两者糅合的做法,不仅河南省如此,很多城市亦然。因为,对于地名,不能简单地剔除其符号意义,其深远内涵。例如的灯草胡同、干面胡同等地名,不仅带有独特的韵味儿,更是体现着悠久的历史传承。我们经常说,一个城市的建筑要有些文化气息,不能仅仅成为钢筋水泥的丛林。地名同样如此。一个看似简单的地名,如果其背后蕴藏着庞大本地人群的喜怒哀乐、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城市有活力、有魅力、有历史感的源泉?

  从这个意义上看,河南省这个“一切”的,的确跑偏了。它既与国务院颁发的《地名管理条例》中“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的相,又和客观的现实境况相冲突。殊不知,在一些国家,还存在着林则徐广场、李白大道、上海等名呢。

  可是,这样的说辞却又不能完全成为驳斥《办法》的参照样本。现实的图景是,一些地方的命名工作,完全脱离实际,既不立足于城市的历史,也不遵循利于生产、便于生活的客观需要,而非得追求一个耀眼的外国名,使得如“威尼斯”、“”、“东方巴黎街”的名字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相继出现。它们的泛滥,这类“”的名字,这也是河南颁布这一特殊《办法》的初衷所在。

  地名管理,对应两种城市管理目标,其一,规范,方便行政管理与市民生活;其二,传承,其符号意义应能妥善表达该地区民俗、历史、、教育、文化等独特内涵。两者孰轻孰重,恐怕难以一时分出胜负。治理“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等乱象,当对应指位明确、名副其实的城市管理规范化目标,而禁用“洋地名”则符合文化传承、彰显城市自信的需求。

  鉴于当下洋地名泛滥的世相:创意、盲目,并借之趁机涨价,并无强硬的规约,用法规严管洋地名的动作并无不妥。其一方面贯彻了《地名管理条例》“尊重历史和现状”的原则,提供了法律规制途径;另一方面也将其纳入彰显自身文化、地方特色的管理轨道上来。 (温江桦)

  然而,作为部门,对公共事件的解决,总不能以管理方便的借口就将其他可以实施的办法置于制度的铁门之外。就城市命名的规则制定而言,至少要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首先,命名制度的商定,是否征询过人民大众的意见,其论证过程是否科学、合理。因为对公共政策来说,透明、公开才是其生命,如果在这方面没有话语权,那么必定会引发更大的沸腾。

  众所周知,城市地名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它既是城市文化、城市名片的外在体现,也是城市内涵、城市历史的综合表征。在大众的视野里,只要它能够利于生产生活,能够代表一个城市的原始本色,无论它是本土的,还是国外的,抑或是另起炉灶以数字或字母命名的,它都不该成为的靶子、的对象。

  实际上在外国的名、地名命名中,也使用一些对本国有贡献或者对世界某个领域有特殊贡献的外国人的人名命名,并不完全使用外国人名、地名作地名名,其中有不少外国名使用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命名。比如在2005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的这一天,美国纽约市将纽约曼哈顿的一段东百老汇街命名为“林则徐”;再比如2008年,在苏丹出现了一个以中国维和名字命名的局——东兴局,因为来自江苏的维和孙东兴用自己的积蓄和维和补助,为当地几近废弃的局修理了房屋;在新加坡,则有李白街和杜甫街;而在莫桑比克和柬埔寨的首都都有“大道”,更不用说在2001年9月,阿根廷中部重镇科尔多瓦市西北一个新市区被命名为“中华人民国大街”。

  城市段的命名之争由来已久,其命名原理也历来是和所津津乐道的话题。河南省此番对城市地名命名细则的详细,无疑是对当下混乱命名模式的一次及时纠偏。尴尬的是,《办法》中使用外国人名和地名作地名的,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该管理办法的美好初衷。

  总而言之,使用外国人名、地名作国内城市的名、地名需要谨慎,但是不应该一切的,要考虑到本地群众的承受能力和认可度。 (张立美)

  因此,城市命名之争的落脚点,并不在于是否有外来地名、外来人名,而在于我们该怎样把握它们与城市的过去与现在、文化内涵与市井生活的有机结合点,以最大限度地展现一个城市的风貌空间;也不在于它是否宏大动听,而要看这个地区的普通大众对它的名字制定有无自己的话语权。如果我们不在这些方面进行破题,一纸只会将旧有乱象转向新问题。

  禁用洋地名,其实就是在自觉一个城市的文化自信,提醒你生活的首先是中华文化圈。倘若己身立足不稳,文化未能足够强大,又何谈兼收并蓄呢。并且,本文化的主体地位,本来就是提高城市、民族、国家认同的便捷途径,何乐而不为?

  其次,要正视城市命名和城市发展的内在关系。从大处来说,城市地名承载着一个地区的历史厚度,是一个城市不可剥离的外在感官,如果单方面外国地名和人名,是否有脱离实际、社会现实之嫌?而从小处来看,城市地名再宏大,它也必须和人民大众的生活发生千丝万缕的关联,作为一个城市的代号,如果我们总在它的名称上纠缠不清,却忘记了它该呈现的便民实质,这舍本逐末的意味,的确不该在一个文件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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