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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地面力量的未来:前沿军事存在仍重要吗?

发布时间:2018-06-12 17:33编辑:资讯部已有: 人阅读


  总之,随着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减少,欧洲防务开支也一直在减少——正同前沿存在的反对者们此前预期的相反。按照美国的家和其他人士长期主张的那样,美国在欧洲军事在的减少应该应导致欧洲盟友增加责任分担。然而,至少按照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人均防务开支衡量——两种最常见、最有用的责任分担测量标准——似乎很清楚表明,美国部队在欧洲上缓慢但稳步的减少,明显地没有或者欧洲增加其投入到防务中的资金,或者解决明显的责任分担不公平问题。

  有趣的是,一份研究美国陆军驻欧洲部队兵力结构水平的研究似乎表明,行政部门已经注意到一些议员的关注。如上所述,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立即开始大幅度削减其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某些情况下,那些在1990年和1991年,从其欧洲常驻地部署到科威特和伊拉克“沙漠盾牌”行动和“沙漠风暴”行动的美事单位,随着那场战场结束,直接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如图1所示,随着冷战结束,美国陆军在欧洲的存在急剧减少,从1988至1989年间的大约25万名官兵到2001年的大约5.5万名官兵。

  比较北约国家间责任分担的最常见的标准之一是,一定时期内年度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水平。这项标准非常有用,因为它保持价格不变,以北约年度报告的数据为基础,并在某种程度上允许其他方式不具备的相对比较。图2描述了可以得到的选定欧洲北约国从1990年到2011年间的数据。无论如何,自冷战结束以来有一种趋势十分清楚——那就是,北约欧洲国的国防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下降。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低于欧盟国上达成一致的占国民生产总值2%的目标。

  这种观点——如果美国维持其在欧洲的驻军,欧洲人应该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和对集体防务的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普遍。事实上,美国杜鲁门在1950年9月首次宣布在欧洲驻扎大量美军部队,随后立即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裁军,他指出各个盟国理所当然也应做出相应的承诺:

  然而,尽管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年间,美国一直在减少其在欧洲的前沿军事存在,但是美国的各个欧洲盟友自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毫无疑问地稳定减少防务开支。过去三年间,随着欧洲寻求应对几十年来来最严重经济衰退的方法,这种趋势已经更加明显,因为欧洲反应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大幅度削减国防预算和总兵力。有些人认为,如果美国只要减少其在欧洲的军事存在,那些北约盟国将向集体防务做出更大贡献,然而同这种期待相反,欧洲对集体防务的贡献一直稳步下降,至少以某些最普遍接受的标准衡量是如此。

  事实上,过去二十年间,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已逐渐但决然地同其基于冷战的原则脱钩。相应地,新现实主义的逻辑,以及更为公平地分享同集体财富条款相关的负担(具体而言,欧洲的防务)的责任,不再同样以20年前那样的方式适用。今天,针对同一国家,联盟的领土并潜在的侵略,是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几项目的中的两项——考虑到没有对欧洲盟国领土的严重,它们可以说是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目的。

  在这篇专题论文中,约翰R杰尼(John R. Deni)博士将最近的决定——特别是关于前沿存在的论证——放在长达数十年的传统背景下,深入探讨了前沿存在的效用。传统上,部分领导人、学者和其他人士错误地将美国部队的前沿部署,同整个北约内部更加平等地分摊防务负担联系起来。从美国利益和实现美国目标评估出发,评估前沿存在是否重要以及如何重要方面,杰尼博士通过学理论分析,架起了学者们和实践者们之间的一座桥梁,同时说明了前沿部署在军事行动互操作性方面,如何产生直接的、实实在在的优势。此外,杰尼博士的这篇专题论文,形成了正在进行的关于美国地面力量前景的对话中一个关键的信息点,特别是在这个预算紧缩的时代。出于上述所有原因,战略研究所很荣幸提供这篇专题研究论文,作为一篇关于美国陆军前景,及其在今天和明天最好地服务国家方式的讨论文献。

  然而,使用这种比较方法并不是没有缺点。例如,如果一个人仅依靠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作为责任分担的一项指标,那么可能会得出结论,丹麦没有承担其共同防务负担的合理份额,因为其在防务上的支出仅相当于1.4%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这样的分析忽略了,事实上丹麦一直是极少数向阿富汗作战行动贡献出具有可互操作的特种部队的盟友之一,丹麦是向打击的军事行动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 ISAF)贡献出具有可互操作的战斗轰炸机的4个欧洲的北约盟国之一,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中的丹麦战斗群在更加的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行动,丹麦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贡献者亡率高居第二。显然,丹麦人已经承担了比1.4%的国内生产总值表明的更多负担及更大军事与风险份额。

  相反,另一种极端情况是,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希腊对联盟安全的贡献了超过了公平的份额,其在防务上的开支2009年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1%,2010年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6%,2011年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1%。诚然,这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是2009年在北约的所有欧洲国中仍然最高的,2010年和2011年排在第二位——仅在英国之后。希腊在这三年间的贡献分别都超出欧洲1.8%、1.7%和1.6%的平均水平,肯定高出欧洲各个国上达成一致的2%的水平。

  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责任分担,研究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国防开支是有帮助的。这种方法还考虑到了扣除物价因素的防务开支对比研究——此案例中,以2000年的价格计算。图3显示出在过去20年间,欧洲防务开支一直普遍呈下降趋势。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些趋势线显得有点平缓。还应该指出的是,2011年的数据包括了一些估计——实际支出可能要低。无论如何,自冷战结束以来的二十年间,没有任何表明欧洲盟国防务开支大幅增加。

  北约于2010年11月批准的新战略概念,并在美国完成自己的战略态势评估后,奥巴马在2011年4月宣布它会扭转原意见的转变——那就是,它将不会遵循《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列出的在欧洲保留4个旅战斗队的暂定线个旅战斗队。这一决定——显然根据预算方面的考虑,但是也因为这些部队对于欧洲防务的不再必要——会导致当一个旅战斗队从返回后,美国陆军驻欧洲总兵力到2015年大约为3.7万人。

  即使是纸上谈兵的人员,显然也认识到,尽管俄罗斯有大量的销售石油收入可以支配,并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倾向,但是没有能够形成那种许多人认为可能或者完全有可能的——无论从意图,还是从能力方面说。尽管2008年8月格鲁吉亚与俄罗斯间爆发危机,但是除前面提到华沙或者波罗的海国家的决策者外,国家很少有人将俄罗斯看成是典型的国与国背景下的安全。长期以来,美国的决策者们认为,未来数十年美国安全的更加可能来自国家的虚弱,而不是国家的强大。例如,《2002年战略》(200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02 NSS)指出,“美国现在受到正在取得成功国家的,要比受到正在失败国家的更少”。事实上,关于俄罗斯这个国家,《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它并不对北约构成大规模的传统军事”。《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几乎相同的观点:“俄罗斯不大可能以前苏联在冷战期间那样的规模或者强度,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军事。”最近,2012年1月发布的《国防战略指导》强调,软弱造成的极端主义以及全球公域的不稳定和难进入,成为未来几年美国安全的主要,并指出美国将继续同俄罗斯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

  然而,美国今天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已经远远超出了威慑。事实上,今天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的主要目,是保持同现有强大盟国间的互操作性,建立较新的、不怎么强大的盟国和伙伴国间的合作能力,并确保对欧洲以外军事行动的作战介入。这一目的转变意味着,美国在欧洲的部队存在已经不再是——如果曾经确实是——一件部分欧洲盟国向增加的国防开支中投入更多的有用工具。尽管如此,今天美国前沿部署在欧洲的军队,通过安全合作,在塑造盟队的能力方面仍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明显的责任分担不公平的担心,并没有随着越南战争结束而结束。十年后,佐治亚州党萨姆纳恩(Sam Nunn)和特拉华州党威廉罗斯(William Roth),试图再次将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同北约更高水平的防务开支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纳恩和罗斯寻求在必须通过的立法要件——美国年度开支法案——上附加一项修正案。该修正案将授权美国部队分阶段从欧洲撤出,除非欧洲盟国落实商定的实际国防支出每年增加3%的要求,并采取其他步骤提高其军事能力。该修正案最终以55票对41票没能生效,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纳恩是共同提案人之一。在工作期间及其之后——同反战的曼斯菲尔德形成鲜明对比——纳恩被称为防务、北约的坚定支持者和国际主义者。这样一位人物成为共同提案人,标志着美国对责任分担明显不公平感到失望,以及愿意强制使用美国在欧洲部队实力来刺激联盟投入更多的国防开支。

  接下来,结构现实主义可能对上文描述的明显矛盾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结构现实主义者也可以称为新实现主义者,他们假定国际体系的结构——盛行——产生追求力量的状态。正是这种力量追求,最好地阐释了国与国间的关系。新实现主义的一个分支被称为防御现实主义,肯尼思华尔兹(Kenh Waltz)的著作是最好的代表。在其著作《国际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华尔兹主张,国家追求力量是一种实现安全的手段,特别强调外部平衡行为的作用。另一位重要的新现实主义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指出各个国家最普遍地寻求平衡,而不是简单地平衡力量,这显著加深了我们对国家形成联盟原因的理解。

  这些研究建立在一些行为经济模型上,这些模型强调界定其自身对“公共利益”——在本案例中,是对前苏联的防御——条款贡献的联盟的不受约束的附加条款带来的挑战,它们会依靠其盟友进行防御和确保安全。该思想派系的早期阐述,在损害往往必要的行为体具体细节的情况下,把重点放在实现简化理论上,导致理论工具超出专用范畴,往往不是很有用。为了提供一系列更加有用的工具,北约责任分担负理论家们一直试图从现实世界的案例中采纳更多的改进。其结果是,出现了许多有关责任分担的文献,它们超越了最初由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近50年前提出的不受约束的附加条款简化架构。

  我觉得已经到了重新审视北约的时刻。哈里杜鲁门于1949年提出建立北约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因为当时西部和中部欧洲有许多变成废墟国家,还有一个斯大林下的富有侵略性的,只有美队能他。这两种情况都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不再有满目疮痍的贫困的欧洲西部和中部国家。我们不再面对前苏联、好战的侵略性。唯一没有改变的是,美国仍然它们,但是现在没有理这样做。

  事实上,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已经大幅减少,从最多时的超过25万名军人减少到今天的大约4.2万名军人。然而,具有意味的是,欧洲的防务支出在同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实际上下降了。那是为什么呢?重要的科学理论,如现存制度优越论、新实在论以及集体财富理论等,都提供了可能的解释。然而,这些理论都是有缺陷的工具,因为可用的数据同现存制度优越论的期望相矛盾,因为新实在论与集体财富理论都假设美国今天在欧洲驻军的作用,是充当对俄罗斯等常规军事对手的威慑力量。

  从196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迈克曼斯菲尔德提出了一系列决议案和修正案,旨在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除非各个盟国增加其防务支出。虽然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努力主要包括一些“意识”的决议案,因这些决议案既没有在通过,也没有经美国签署,它们都没有产生法律效力,但是他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决议案更加尖锐。1971年,曼斯菲尔德提出了一项扩展美国征兵法的修正案,该是授权美队征兵所必须通过的立法要件,因此对于产生参加越南战争所必需的兵力,同时维持美国世界各地其他盟国的承诺是至关重要的。曼斯菲尔德的修正案将美国在欧洲的总兵力削减50%。该修正案以61票对36票未能通过表决,但是直到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努力游说反对才出现这种结局。

  如前面所述前沿存在人士认为,如果说只是暗指,美军在欧洲部署部队的首要目的是使俄罗斯远离、巴黎和华沙。在冷战结束后,即使是一些学学者和分析家们继续认为,美事存在的动机几乎完全集中在减轻欧洲的安全。大学教授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美国的军事存在是一项“永久存在”的政策,并写道“美国在冷战结束的十年后仍然给予整个欧洲提供援助,在那里保持了一支10万人的驻军”,这无疑在暗示,在前苏联后美队没有留在欧洲的进一步理由。布兰代斯大学的罗伯特J阿特(Robert J. Art)认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的目的不是直接针对来自欧洲东部的任何,而是直接针对来自欧洲中部的:“在西欧,美国的军事存在了的邻国不会重新回到的过去。”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乔治HW布什和乔治W布什前官员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写道,“如果欧盟真的能够实施统一的安全政策,,这会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仅存的唯一论据,即欧洲人自己不能处理这些关键的安全问题。”同样,前北约军事委员会、的密切跨大西洋关系的主要者克劳斯瑙曼(Klaus Naumann)一直主张,“没有美国在欧洲,欧洲本身既不安全也不稳定。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欧洲不能没有美国的存在。”

  过去二十年间,美国在欧洲的前沿存在持续缩减,并未导致美国国内许多人显然预期的欧洲防务开支相应增加,或者不平等的责任分担问题有所改善。学理论提供了一些工具,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随着美国一直减少其驻扎在欧洲的部队,美国的欧洲盟国并没有增加其国防支出,以及其集体防务负担的份额。其中的三件工具最适用解释这种貌似真实而其实未必的悖论——国际现存制度优越论,或体制理论;新实在论;以及集体财富理论。

  2010年,弗兰克加入北卡罗莱纳州众议员沃尔特B琼斯(Walter B. Jones),得克萨斯州众议员罗恩保罗(Ron Paul)和俄勒冈州罗恩维登(Ron Wyden)的行列,建立可持续防务专责小组(Sustainable Defense Task Force, SDTF)——由来自几个智库的防务和外交事务专家和学术界组成——它负责制定削减赤字努力的可能防务预算分摊部分。可持续防务专责小组在2010年6月发布报告,美国驻欧洲总军力——不只是陆军,而是所有军种——最多数量为3.5万人,主要依据是他们认为,高度战备的威慑力量在欧洲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性,并且假使这里出现敌人,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迅速向欧洲重新部署军事资产:“我们在亚洲和欧洲的朋友,现在可以自己。”

  《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更加详细地评估了在欧洲维持美队的5条具体原因:1.盟国和伙伴国的;2.促进爱琴海、巴尔干、高加索和黑海地区的稳定;3.展示美国对北约盟国的承诺;4.促进支持欧洲内外共同安全利益的多边军事行动;5.建设东道国之间的信任和友好关系。

  在1955年重整军备,有助于使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大多数人相信,欧洲人确实能够增加向共同防务的投入,并且也愿意这样做。然而,随着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越南战争——从各个欧洲盟国获得了很少援助——美国内部出现的不满,通过要求把美人从欧洲撤回美国本土显示出来。

  过去50年或者更长时间,削减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提倡者们,尤其美国内的那些人,但也包括其他地方的分析人士,一贯坚定地认为,这样的削减将促使欧洲盟国在其自身的防务上投入更多资金,这就是他们提出削减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依据。因此,削减美国在欧洲的存在,被视为必要纠正大西洋两岸明显的责任分担不平衡现象所必需的。过去20年间,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特别是美国陆军部队的存在,美国陆军驻欧洲部队数量一直是四大军种中最多的——已经显著减少。相应地有点矛盾的是,如果一个人认为上述前沿军事存在人士合理,那么大多数情况下欧洲盟国的防务开支实际上就应该上升,而不是实际下降。

  虽然在冷战期间部署在欧洲的美军部队,在数量上肯定从来赶不上相应的前苏联部队,但是同样清楚的是,过去二十年间,随着美国部队水平和兵力结构一直在变化,美国驻欧洲部队的作战重点也在变化。20世纪90年代,美国驻欧洲陆军部队主要负责巴尔干地区的和平支援行动,而美国驻欧洲空军部队执行波斯尼亚、科索沃和伊拉克的禁飞区任务。作为向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作战轮换准备的美国全球储备兵力的一部分,美国驻欧洲部队在21世纪前10年主要参与了“持久”行动、“伊拉克”行动及其后续的“新曙光”行动,以及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因此,驻扎在欧洲的所有美国部队,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部署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平叛和支持和平行动。这反映了事实上美国驻欧洲陆军,自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来,已经从一支重点在执行防守任务的大规模常规部队,演变成一支规模更小、更加适于远征的部队,其被设计和训练成从欧洲部署到其他发生危机的地方。

  事实上,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的目的一直不断变化,大大降低了前沿部署部队作为一种欧洲盟国投入更多防务开支手段的作用。美队已经逐步将安全合作当作其在欧洲保持前沿部署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对抗对北约领土的传统军事——特别来自俄罗斯的。考虑到能够互操作的强大联盟伙伴,对于最希望应对的未来安全的必要性,以及整个北约总兵力缩减,美国在欧洲前沿军事存在的作用仍然像其冷战开始时的作用一样至关重要,但是却出于非常不同的原因。但不幸的是,作为一种欧洲盟国付出更多的国防投入或者开支的手段,要进一步减少或者实际进一步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已经不再有用——如果曾经确实有用过。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党和党两党就兑现所谓的“和平红利”达成基础广泛的共识,主要是通过减少欧洲驻军,但是也通过削减国防开支来实现。美国和行政部门普遍青睐对于美国部队任何一次从欧洲撤离都要缓步进行,主要是因为察觉到东欧继续存在不确定性,当时前苏联让位给11个后继国,其中的4个国家领土上保留核武器或者相关投送系统,俄罗斯这个领土最大且最强大的后继国,上似乎没有完全稳定。然而,随着莫斯科表现出愿意深入谈判相互削减驻扎在欧洲的常规部队,在欧洲保留美国部队的以为基础的合,以及美国阻碍部队缩编的意愿都不复存在。时任美国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在解释作为“沙漠盾牌”行动(Operation DESERT SHIELD)军备一部分的欧洲到波斯湾的部队转移时指出,“显然,我们能够将部队撤出欧洲以支持沙漠盾牌行动,这事实上是欧洲的级别降低的直接结果。,因过去一年东欧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那里已经不存在任何军事风险。”

  公平地说,在冷战期间美军驻扎欧洲的部队从来都无法同前苏联部队相匹敌。事实上,美军前沿部署在欧洲部队不仅发挥美国盟友的作用,如果莫斯科及其华沙条约组织盟国对西欧发起,还充当起各种绊索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驻扎在欧洲的美国部队可能不能完全前苏联部队挺进西德,但是北约部队参战会美国更强地介入欧洲防守,最终目的是赶出侵略部队。

  美国驻欧洲部队实施的非战斗活动也反映了这种有意的变化。作为21世纪前10年军事行动的结果,美国驻欧洲部队注重其和平支持任务方面的训练和演习,不可避免地在全频谱作战方面投入更少的资金和人力成本。21世纪前10年间,美国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所谓前沿作战的发展,象征着这种任务重点从对莫斯科的传统防御,转变为同盟友和合作伙伴进行安全合作。可以肯定的是,美国部队继续支持北约的演习,包括北约章程第5条的演习,但是美国在过去十年间主导的大多数演习和训练活动——所谓任务预先演习(Mission Rehearsal Exercises)及相关活动,已经致力于使美国和盟国部队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稳定行动做好准备。

  然而,在盟军官兵登陆滩头或者夺取机场时,这种在战斗中并肩作战所必需的互操作性不会简单地就出现,或者是偶发参与的结果——它是有效且一致地努力和投入资源的结果。尽管最近整个欧洲都进行了防务转型,但是未来最可能、最有能力的联盟伙伴仍来自欧洲。美国前沿部署的军队提供了实现如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实施行动所要求的互操作性必需的大量人力,那些军事行动中90%的非美国部队来自欧洲。今天,美军驻欧洲部队最重要的任务——除了维持经过训练并保持战备,做好向任何地方部署准备的部队外——是实施维持互操作性的安全合作活动,建设联盟合作伙伴的能力,以及确保欧洲到各个地区和远处战场的交通和后勤供应线安全。

  全球综合态势与兵力部署研究源于《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2001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是对美国国防作战理论和战略规划进行的定期评估,在冷战结束后由美国授权实施。《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认识到前沿存在作为“美国对盟国和朋友承诺的最意义深远的符号之一”的重要性,但它也指出,西欧和东北亚的前沿部署部队集结“不足以应对新的战略”。

  但是,如果一个人调查了希腊实际上用其防务资金购买了哪些东西,就可能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因为希腊2009年防务预算的56%,2010年防务预算的65%以及和2011年防务预算的74%被用于支付人员成本。此外,希腊军队仅有245名军人作为科索沃维和部队(KFOR)的一部分部署到科索沃,仅有162名军人参加位于喀布尔国际机场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对于一个有着12.4万名军人的国家来说,这些数量相对较少。

  事实上,今天美国驻欧洲部队的主要作用应是,通过演习和训练活动等安全合作活动,建设美国的最强大、最有可能的未来联盟伙伴内部和之间的互操作能力和军事能力。这种作用的转变意味着,美国在欧洲力量存在不再是——如果曾经确实是——一件美国的欧洲盟友向增加的防务开支投入更多的有用工具。尽管如此,美国在欧洲前沿部署的军队,通过安全合作,今天在塑造盟队的能力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具有可互操作性的强大联盟伙伴,对于最希望遇到的未来安全的必要性,美国在欧洲前沿军事存在的作用仍然同冷战开始时同样至关重要,但是原因却有所不同。不幸的是,持续呼吁从欧洲撤出更多的美国部队,到削弱发展和维持可互操作的强大联盟伙伴的能力。

  《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具备互操性的盟友,对于美国将来选择运用武力方式的重要性:“只要有可能,美国将同实施国际制裁的盟国、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运用武力。,我们永远需要建立未来的各种联盟。”

  执行这一决定的一项基本要素是,我们的朋友在这方面同我们的行动一致程度。建设其部队的稳步计划,将被希望同美国向欧洲派遣更多部队完全同步。我们真诚地期望我们的努力将遇到类似的行动,我们的计划就以此为基础。

  最后,学者们往往认为联盟背景下的防务责任分担,是集体财富理论更大的学术领域的一部分,该理论提供了新现实主外的又一件可能的解释工具。集体财富理论实际上是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学科分支,具体事例包括早期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与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的著作《联盟经济评论》(An Economic Review of Alliances),以及更近期的华莱士捷斯(Wallace Thies)的研究《友善的竞争对手》(Friendly Rivals)等。

  首先,国际现存制度优越论,或体制理论的设想,可能侧重于联盟国间规范的作用以及说明那些规范,而规范以随美国前沿部署在欧洲的作战部队数量变化的防务支出的形式表现。一位领先的理论家将国际制度定义为,一套永远的、相互联系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这些规则行为体的角色,其活动,塑造其期望。在这种理论如何运用到北约的一个例子中,约翰杜菲尔德(John Duffield)依靠国际制度理论说明,和比荷卢三国的北约常规力量水平在冷战期间非常稳定,尽管在此期间前苏联的水平不断变化。

  熟悉美军驻欧洲部队结构组成的专业人士,显然看到部署在欧洲的美队的目发生的变化。仅通过数字就说明了美军驻欧洲部队力量大幅减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力较弱,甚至不具备全频谱作战能力——其目的不是同俄罗斯的地面部队较量,而是以其他方式支持美国的。在冷战期间的大多数时间,美国在欧洲保持两个整编师的装甲部队,每个师有大约300辆坦克,这被视为帮助盟国防御部署在“铁幕”另一侧的前苏联数量大大领先的坦克所必不可少的。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除了两个装甲旅外,美国已经从欧洲逐步撤出了其他所有的装甲部队,目前每个旅有不到100辆坦克,而且这两个旅都成为2013年底撤编的对象。同样,美国前沿部署在欧洲机场的固定翼反装甲飞机和反装甲直升机已经或者即将成为大幅度缩减的对象。美国空军已宣布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从撤出最后一架A-10“疣猪”(Warthog)机,驻扎在英国的类似单位已在20世纪90年代撤编。同时,猎坦克的AH-64“阿帕奇”(Apache)直升机已经从的超过200架,大幅削减到今天的不足50架。

  结合冷战结束后的背景,集体财富理论家可能指出,欧洲只不过继续无偿从安全条款获益,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欧洲期望和要求所谓的“和平红利”,同时许多北约国将其注意力及资金转向扩展和深化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 EU)期间。同时,随着美国要求抽取自己的和平红利并更加重视国土安全,美国开始采取措施逐步将战略方向重新调整到亚洲地区。总之,出于一系列可能的原因,包括但肯定不仅限于前苏联的消失,无论是美国,还是其欧洲盟国都一直在欧洲共同防务方面进行竞赛,双方都希望将共同的防务负担转移到对方。

  因此,美国乔治W布什在2004年公布全球综合态势与兵力部署研究报告,他通过该报告大幅度削减美国陆军驻欧洲作战部队。最终,同2005年调整与关闭(Base Realignment and Closure, BRAC)进程相结合,这份重新部署欧洲兵力的计划目标将是使美国驻欧洲总兵力从在从两个师部和4个旅战斗队,减少到没有师部和仅有两个旅战斗队。该报告认为,美国海外的部队组成对于在危机时刻投射军事力量,确保美军进入重要地区和交通线,“加强美国的外交和对外政策”,展示美国对其朋友和盟友的安全承诺,以及向任何潜在挑战者展示美国侵略的决心等仍然必要。在宣布该计划时,美国布什也指出:虽然我们还将在海外保持显著的军事存在,但是今天根据该计划宣布,在未来10年,我们将把大约6万至7万名军人,及大约10万名家庭和文职雇员带回家。

  其他人也将美国的海外军事存同欧洲受到的联系起来,并撤出美国所有驻欧洲部队的一半,将是必要重新评估美国对欧洲防务投入的良好的第一步,或者欧盟将需要弥合美国撤军产生的缺口,以避免俄罗斯填补欧洲上的安全空白。事实上,一些人认为,美国最近发布的国防战略指导似乎停留原有的逻辑上,认为因不存在对欧洲安全的重大——伊朗的导弹除外,新的北约导弹防御系统对其防御——美国可以进一步撤回其部署在欧洲的陆军部队。

  总之,至少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许多党和党议员,以及一些最近一直在解决这项问题的政策分析人士,已经呼吁削减美国在欧洲前沿部署的部队,有时这些呼吁非常强烈。如果说不是全部也是部分,这些呼吁通常根据意识到,一些欧洲盟国一直没有平均地均摊负担,而且美国可以通过削减对在欧洲前沿军事存在的投入,刺激欧洲国家增加防务开支以及使集体防务获得更多的投入。

  假定美国前沿存在的目的是为了集体防务,利用集体财富理论最新的形态提供的改进——就此而言,有细微差别的新现实主义——到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下,来解释面对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减少,为什么欧洲的防务开支并没有上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实的——美国的波罗的海语族和波兰语盟友们认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对威慑对面的俄罗斯是至关重要的。冷战结束后欧洲20多年的和平,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减轻其对受控于莫斯科的历史经历的份量。对于这些盟友来说,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代表了一种索绊,如果俄罗斯发动敌对行动,将美国更加深入的参与。无疑其他盟国——例如,或许是挪威和土耳其等——同意有点类似的看法,但这种看法一般都集中在极少数的东欧盟国间。

  约翰R杰尼(John R. Deni)目前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联合、跨机构、跨、多国(Joint Interagency, Intergovernmental, and Multinational, JIIM)安全研究领域的教授。此前,他担任了8年的美军驻欧洲部队高级军事指挥官顾问。再往前,他担任了2年的美国及其欧洲盟队间关系领域的战略规划专家。在为驻欧洲美军工作期间,杰尼博士还担任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学研究所的客座。在那里,他教授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北约、欧洲安全和联盟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在工作之前,他在特区为美国、能源部和国务院担任了7年的问题顾问。最近,杰尼博士撰写了《联盟管理和:重组21世纪的北约》一书和一些文章。他在《时报》、《巴尔的摩》等各大发表了专栏评论文章,他也曾在遍布欧洲和各种会议和研讨会上发表。杰尼博士在威廉与玛丽学院完成了历史和国际关系本科学位学习,拥有特区美国大学美国外交政策专业文学学士学位和乔治大学国际事务专业博士学位。 知远/杜和

  奥巴马已经规划了削减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尽管如此,许多人继续呼吁以更大的幅度进行削减。例如,在讨论美国《2013年国防授权法案》(2013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时,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党众议员麦克科夫曼(Mike Coffman)提出一项授权和要求美国从欧洲撤出所有的美国陆军旅战斗队的修正案,他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欧洲的北约盟国国防开支减少。另一位美国议员,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党众议员麦克科夫曼(Mike Coffman )众议员杰瑞得玻里斯(Jared Polis)声称,持续的前沿部署就等于“补贴”美国的欧洲盟友的防务。进一步削减已经非常有限的前沿军事存在的努力是相当具有风险的,因为其到美国发展和维持强大的可互操作的联盟伙伴各方面军事行动的能力。如果美国希望其未来的领导人面临着安全挑战时,有全方位的军事行动方案可以选择——包括多国联军行动方案——那么,今天必须以美国在欧洲前沿军事存在的形式,进行并保持实现该目标的必要投资。

  随着在过去二十年间,逐步看到盟友在旅、营及连级具有可互操作性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美国驻欧洲部队这种相对较新的任务,已经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发展。许多美国家、分析家和观察人士早就预料,如果美国开始从欧洲撤军,欧洲人将增加其防务责任份额,至少以国防支出衡量会是如此。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美国在欧洲兵力稳步减少,欧洲的国防开支也减少了。这看似矛盾的发展不能通过使用最容易理解的理论工具——现存制度优越论、新实在论以及集体财富理论——进行解释,因为显然北约国不重视冷战后的规范,即该“机构”(北约)在管理防务开支上发挥合理作用,并且新现实主义和集体财富理论都假设美事存在的目的是集体防卫盟国的领土。

  奥巴马通过《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解决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问题,最初宣布将在欧洲上维持现有的美国陆军部队水平。具体来说,《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美国将保留4个旅战斗队和1个陆军军部,前沿部署在欧洲”。对布什原计划返回两个旅的调整显然是根据以下几项理由:美国欧洲盟友和合作伙伴的;表明美国对北约盟国的承诺;促进巴尔干、波罗的海地区以及黑海地区的稳定;同重要的北约盟国一道进行训练和演习。不过,这项决定在审查北约新的战略概念期间作出——该战略概念准备在当年晚些时候的峰会上发布——并伴随着美国评估其前沿态势。

  借用来自学术界的理论工具——具体地说,学家的理论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这一表面上的悖论。解释为什么在过去二十年来,尽管美国在欧洲的前沿军事存在一直减少,但是欧洲的国防预算已经下降的最容易理解的学理论工具——现存制度优越论、新实在论以及集体财富理论——都是相当的不充分,要么是因为现有的数据同其期望相矛盾,要么是因为其基于美国驻欧洲部队作用的不准确假设。这篇专题论文将研究美国驻欧洲陆军这个案例,以此作为确定随着美国地面部队面临其未来角色与任务方面的根本问题,今天的前沿军事存在是否依然具有价值的一种手段。在这样做时,这篇专题论文将表明,尽管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理由已经从领土防卫显著地改变为联盟的互操作性,但是对于美国今天的安全来说,美国部队在欧洲的存在同60年前同样重要,当时美国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美国部队以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军队部署的形式重返欧洲。

  今天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在美国及其盟国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家和波兰认为这种军事存在,无论其规模大小,都对其防务至关重要——毕竟,它们寻求的以美国在该上军事存在的形式表现的“绊索”,并没有最低限度的总兵力。尽管如此,美事作用的重点并不是俄罗斯的威慑,或者其他传统的常规军事。相反,美国前沿部署在欧洲部队的最重要是,维持同美国最有能力的盟国间的互操作性,以及建设美国最新的盟国和合作伙伴的能力。这是受通过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可互操作的联盟伙伴来做好应对未来安全的要求所驱动。该目标通过美国部队与国外同行一起进行的演习和训练事件等安全合作活动实现,那些国外同行可能有一天被要求同美国部队肩并肩作战。安全合作的目的应是,为美国和盟军部队提供如美军所说的“像作战一样训练”的机会。

  最近,来克萨斯州的党凯贝利哈奇森(Kay Bailey Hutchison)提出了类似的理由,尽管她的动机也许有点复杂。她的表述有利于美国国内一些最大的军事设施,她在扩大这些军事设施,以容纳更多的美国部队方面表达了持久的兴趣。尽管如此,她一直引用缺少联盟向阿富汗的投入,作为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一条重要理由。同样,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党众议员麦克科夫曼(Mike Coffman),已经将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同其看到的美国欧洲盟友在防务上花费更多的关注联系在一起,主张美国应减少其在欧洲的存在,以此消除责任分担方面的不平衡。

  许多北约怀疑论者、欧洲评论家和美国各个派别的家早就呼吁美国部队成批从欧洲撤出。有利于前沿部署的美国部队撤回美国本土的言论包括,认为由于力量投射方面的发展,更加容易和便宜地部署到全球热点地区。其他人则声称,欧洲或者其他方面的法规了美队的训练,或者美国本土的靶场和机动地域完全“好于”或者欧洲其他地方的靶场和机动地域。然而,许多分析人士和家最经常提到这种论据。过去几十年间,他们一直呼吁重新部署美国部队,特别是要将美国部队撤离欧洲,进而将刺激欧洲的北约国在自己的防务上投入更多资金,以此纠正集体防务责任分担方面明显不平衡现象。

  针对这些关注以及美国国内缺少返回部队所需的设施及宿舍,布什在2007年年底决定推迟两个旅战斗队返回时间。这些旅战斗队将在2012年至2013年返回美国本土,而不是在2010年至2011年间。这种延迟基本把有关美国驻欧洲部队的最终处置决定留给了下届。

  自冷战结束以来,确实一直有人呼吁通过重要部署在欧洲前沿存在的美国部队,特别是占到此地军队最大比例的美国陆军部队,解决明显的责任分担缺失问题。在过去几年间,随着因卷入债务问题,而使美国寻求减少开支的方法,这种呼吁才变得更加强烈。也许并非巧合,过去二十年间,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尤其是美国陆军在欧洲的存在,一直缓慢但稳步地减少。美国陆军驻欧洲部队的人数,已经从冷战最紧张时期的超过25万人的最高数量,减少到今天的大约4.2万人。2012年年初,美国宣布了要求从现在到2014年间进一步削减部队员额的系列计划,当时仍然驻扎在欧洲的4个旅战斗队中的2个将撤编,从而使驻欧洲部队总兵力减少近2.9万人。

  在这方面文献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由各国提供给联盟使用的某些资产不完全是纯公共物品,而可能是私有物品,或者可能是所谓的不纯的、混合的公共物品。像这样的理论改进有助于解释和描述在经验世界中常见的事情——就像新实在论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促使对集体防务投入(或者不投入)的因素,往往比相对简单的估计复杂得多,而是有时包括复杂的、官僚和/或组织因素。

  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肯尼思华尔兹(Kenh Waltz)认为,美国继续在欧洲军事存在的目的,并不针对任何单一的对手,而是保持一种不利于美国利益崛起的新力量平衡,“那里并没有出现任何军事”。

  通过这种方式,杜菲尔际主义用跨越国界的现存制度优越论解释北约国间的行为规范如何具备约束效应,从而导致一致行为(就部队水平而言),尽管力量和资源的分配发生变化(根据的或实际的前苏联)。放在冷战后的背景下考虑,也许北约国间的一项共识导致了这些行为规范的变化,造成同意减少欧洲防务责任的分担,而美国同时减少其前沿部署的部队。

  这次在2004年提出,并在《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重申的撤军缓慢向前推进,主要是因为部队向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时轮换。具体来说,这两场同时进行的战争的产生兵力的作战需求,优先于将官兵及其家人撤回美国的计划。然而,美国从欧洲撤军进展缓慢的另一条原因是,事实上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海军上将和约翰克拉多克(John Craddock)陆军上将——目前的北约司令官及其前任——和当时美国陆军驻欧洲部队高级指挥官大卫麦基尔南(David McKiernan)上将都反对快速地大幅度缩编,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将对美国对北约的领导地位及其在北约中的影响力产生负面影响。

  在美国,对随着冷战结束进行裁军的反应是积极的,由于两党都试图将花费在欧洲上的资金用到它们的其他优先事项上。事实上,许多人要求再进一步削减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认为美国有没有义务补贴相当富裕欧洲盟国的防务。

  很显然,美国前沿部署在欧洲的部队具有几项职能,正如斯塔夫里迪斯上将前文所说的那样——使盟友相信美国对欧洲安全做出的承诺,潜在的侵略,为美国及盟国在三大洲实施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支持,体现美国对北约的领导,建设合作伙伴的区域安全和内部稳定能力,以及同关键盟友和伙伴的互操作性。然而,当涉及到对前沿部署的美国部队投入资金和付出努力的原因时,从的角度来看,上述职能中最后一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危机出现时,其他各项任务可能通过驻扎在美国本土的部队几乎同样效果地完成,并且也许成本更低,之后这些部队定期或者根据紧急情况轮换到欧洲。

  2012年1月,美国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ta)宣布,美国将减少部署在欧洲的旅战斗队(Brigade Combat Team, BCT)数量。在作出这项决定的同时,美国也宣布了以其他方式增加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系列计划——通过在波兰建立航空分遣队;在罗马尼亚、波兰和土耳其部署导弹防御资产;以及将“宙斯盾”(Aegis)弹道导弹防御军舰部署到西班牙。然而,关于美国驻欧洲地面部队的声明吸引了、以及学者们的关注,促使许多人追问,美国在将重点转向亚太地区的同时是否将离开欧洲,欧洲人是否有必要的手段自己。这反过来又引出了更加根本的问题,即美国前沿部署的地面部队是否完全必要。

  在前苏联的已经消失的多年后,我们继续通过驻扎在我们的海外军事的部队,为一些欧洲和亚洲国家提供军事。考虑到这些国家相当富有,我们应该研究我们将继续自己出资承担责任的程度。

  至少50年来,许多美国、学者、分析师以及欧洲事务观察人士都一直抱怨,感到这个跨大西洋联盟内部不公平的责任分担。按照他们的逻辑推理,只要美国从欧洲撤回其军队,那么这些欧洲盟国将抓紧松弛的防务,并开始为自己的防务投入更多资金。和平时期在欧洲驻扎美国部队的决定,实质上和风格上都是一项对欧洲防务的重大承诺,同英国在欧洲的前沿驻扎及西德重整军备等的有限程度相一致。到了越南战争时期,随着美国向东南亚的投入明显增长,部分以向欧洲的投入为代价,美国国内的许多人开始欧洲不愿意承担该地区更多的防务责任。此后,类似的责任分担抱怨一直向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提出,最多的主张是美国应采用撤出其前沿部署的部队作为一项工具,欧洲的部分大西洋条约组织(European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简称“北约”)国提供更多的防务开支。

  冷战期间,美国行政部门内部——无论是党,还是党——就欧洲前沿军事存在的重要性达成了一项广泛的共识。这种共识建立在有必要和捍卫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北约盟友——免受前苏联的,并前苏联不要试图通过军事打击快速侵占西欧的基础上。其结果是,20万至30万美国部队——绝大多数是美国陆军官兵——在所有既定的时间驻扎在欧洲地区,尽管其间人数有一些变化。

  弗兰克和保罗寻求推进可持续防务专责小组的研究结果,以此作为过去一年实施的削减赤字努力的一种手段。2010年10月,他们牵头起草了一封致财政责任与国家委员会的信,该委员会也被称为债务委员会。其他55名议员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信中写道:

  按照奥巴马《2010年战略》的说法,美国依赖其欧洲盟国作为其未来军事行动中最有可能、最有能力的联合作战合作伙伴:我们同我们的欧洲盟友间的关系,仍然是美国界各地交战的基石和采取国际行动的催化剂。,我们致力于确保北约能够应对21世纪的全方位挑战,同时作为欧洲安全的基础。

  今天,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的最重要的功能是,维持同最有能力的盟国的互操作性,以及发展最新的盟国和合作伙伴的基本军事能力。这样做的原因是相对简单——相信它将需要非常强大的盟国,以解决预期的未来安全挑战,这些安全挑战特点是混合型战争,进入全球公域,并减轻已经失败或者正在失败构成的。

  美国行政部门内关于前沿军事存在重要性达成的共识,肯定不总是通过立法部门反映出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中的一些人——最著名的是来自蒙大拿州的党迈克曼斯菲尔德(Senator Mike Mansfield)——表示反对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这种反对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重要的是美国对欧洲防务开支水平感到失望,许多人认为这种开支水平不足。

  美国最具创新性和适应性的盟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长时间远距离维持部队,可以实施全频谱或接近全频谱的军事行动,它们主要位于欧洲地区。然而,除非这些强大的盟友具有可互操作性,否则它们没有多大用处。美国采用了各种努力,包括演习、训练以及共同采办项目作为建设和维持互操作性的主要手段。虽然整个美国武装部队有责任同美国国务院协调,或者偶尔在其指导下实施这类活动,但是那些驻扎在海外的部队承担了,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的,实施美国战略中这部分要求的责任。多边或双边的采办努力致使装备具有共性,而联合训练和联合演习为军队提供了学习共同的战术、技术与规程,以及实际战斗中如何作战和行动的机会。

  2001年,乔治W布什新开始仔细地重新研究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海外军力态势。由美国及其新上任的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领导的全球综合态势与兵力部署研究(Integrated Global Posture and Basing Study, IGPBS),旨在评估美国前沿部署部队的规模、、类型和能力。

  最初,事实情况似乎支持这种解释。1990年,认识到欧洲不断变化的安全,北约各个国一致同意欧洲国将国防开支目标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削减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然而,大多数国都不遵守这种新“体制”,而是在防务开支方面远远超出了,不顾整个联盟的战略或者预期的行为规范,单方面实施国防深度削减。事实上,冷战时期一结束,该联盟整体上努力共同保持避免当时正出现在首都的防务大幅削减,对预期的行为规范——防务责任分担方面——似乎不太重视。

  《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发表后不久,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海军上将出现在军事委员会(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前,解释维持美国在欧洲强大军事存在的5条原因。除了使盟友放心和潜在的侵略者外,斯塔夫里迪斯还引用了后勤——“在全球范围内迅速移动的能力”;训练——一件建设合作伙伴能力和保持互操作性的工具;领导力——保持北约伙伴中的首要作用等进行说明。

  新实现主义的另一个分支被称为进攻现实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假设在追求力量以及安全方面实际上都是相当积极,因为它们永远不能确定对手的意图。因此,一个国家必须永无终止地追求力量和安全,包括如果有必要或者在必要时,通过借助联盟,以免得其主权落于另一个国家的手中。还有另外一个分支——被贴上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标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认为新现实主义理论实际上过于简单,主张部队级别的或者国内的各种因素都必须考虑。

  运用上文列出的一些冷战结束背景下的广泛原则,一个人可以得出新现实主义的一般解释。随着前苏联的消逝,新实在论者可能认为,北约的特点的确太突出了——该联盟对于其国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它们不再面对,这种存在时,北约是绝对重要的。更具体地说,显然前苏联的已经消失,无论欧洲人还是其美国盟友都不希望为其认为不必要的防务开支水平(对欧洲人来说)或者海外军事部署(对美国人来说)买单。任何一方都对超出应对国际体系中所必要的更多防务责任不感兴趣;因此,欧洲人削减其国防预算,而美国人同时减少其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有支持这种解释。然而,如将在下文表明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借助新现实主义作为解释工具所必需的一项关键假设是没有军事。

  对美国驻欧洲部队不断变化意图的明确表达,已经出现在一系列的政策声明和出版物中。例如,《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确定了前沿存在的4项目的,不管这些前沿部署的部队位于哪些地理区域:(1)加强与盟国间的互动;(2)建设合作伙伴的能力;(3)实施长期持续的平叛作战;(4)威慑侵略者。

  此后不到一年,奥巴马在2012年2月再次改变线,宣布它确实会从美国前沿部署在欧洲的总兵力中削减2个旅战斗队、设在的美国第5军军部以及战斗支援单位和战斗勤务支援单位的另外2500名军人。如若美国打算在未来几年缩减美国陆军的整体规模,那么目前要求这些部队都排除在驻欧洲总兵力之外的计划,将是一种削减国防预算的手段,而不是简单地撤回美国国内。无论如何,最新的声明继续着冷战结束后显著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趋势。

  如果我们从预期的进行推断,那么兵力结构的影响就相当清楚,并且提供了美国希望在将来同哪些类型的盟友加强交流的基本描述。盟友合作伙伴的军队必须能够快速适应和具有创新思维,从而可以应对混合式的复杂性;能够进行力量投射,从而确保全球公域安全;能够进行全频谱作战,从而可以有效且经常同时地实施高强度作战、维和行动以及主义救援任务。

  美国还有其他一些人表达了责任分担方面的类似观点,认为对应需要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以此作为促进欧洲人在其自己的防务上做更多事情的一种手段。州党众议员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主张,考虑到前苏联的消失,美国应该早已从欧洲撤回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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